所以我愿意不但国内的任何人都不能自以

 
所以我愿意不但国内的任何人都不能自以为居于法律之上,而且国外的任何人也不能迫使这一国家承认他的权威。因为,不管一个国家的政体如何,如果在它管辖范围内有一个人可以不遵守法律,所有其他的人就必然会受这个人的任意支配〔一〕;如果有一个本国人为首领,同时又另有一个外国人为首领,那么无论他们能够作到怎样的分权,既不可能二者都很好地被人服从,也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得好。
所有这些完全正确的看法迫使我们的作者把自己的思想用到另一条路上去。他坚决否认自然人是用自己的观点指导自己的行为的聪明人。的确,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也承认,“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développement de nos facultés et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不平等才成长和巩固起来。但是问题正是在于智慧的进步和能力的发展在他的心目中并不是社会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即不是比其他一切原因更为深刻的原因。他认为自己研究的目的在于确定是些什么条件引起了人类智慧的进步和人类能力的发展。他在方法论上巨大的功绩也就在这里。就这方面说,在十八世纪的作家中间,他是一个稀有的例外。因为十八世纪的作家总是完全满足于这个肤浅的思想:意见支配世界、即支配人类的发展。
他本人曾经说过,他绝没有想到要使现代文明民族回复到原始时代的朴直浑厚中去。他认为自己所能有的最大的希望,就是制止那些不大的国家的堕落,这些国家由于处在特殊幸运的环境下,还没有来得及在文明和同文明有联系的淫风败俗的道路上走得太远。怎样制止呢?卢梭向“立法者”呼吁。可是我们知道,按照他的学说,国家,从而还有立法权,是落在富有阶级的手上的。我们有什么根据可以指望立法机关会愿意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呢?难道这符合富有阶级的利益吗?不。这些级阶的利益在于扩大他们和穷人的距离。卢梭自己就说,“能左右局势的人”绝不会违反自己的利益去行事。他能够指望的究竟是什么呢?他只有能够起来反抗可悲的必然性的人类自由的模糊的希望。换句话说,他只有在使他把必然和自由对立起来的那个哲学上的错误中,才能找到安慰。但是哲学上的错误并无助于实际方案的严谨性。而事实上我们看到,卢梭的实际方案常常是很不严谨的。在自己的《对波兰政府的考察》(“Considérations sur le gouvernement de Pologne”)中,他还劝告波兰人注意农业和“使金钱变成可鄙的和尽可能无用的东西”(rendre l’argent méprisalbe et,s’il se peut,inutile)。这种劝告的实际意义当然等于零。卢梭自己也感到了这点。他赶紧申明:“我的意思不是要取消货币流通,而是要延缓货币流通,特别是要指明十分重要的一点:好的经济制度不是财政的和货币的制度。”为了说明和证实自己的思想,他引证李库尔,说他“为了在斯巴达根除贪婪心理,并没有消灭硬币,而是使它变成铁币。”也不用说,这类劝告和引证并未能在波兰人处境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而当忠于其小国理想的卢梭希望使波兰人相信,失去许多省份会给波兰共和国带来很大利益的时候,波兰人可能把他的话当作一种恶毒的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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